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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好相反，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，是美学的、伦理的、宗教的高级情感，决不是情绪反应之类。

重要的是，它们只能在每一卦中存在，而且起功能作用。这当然符合巫术文化的一般特征，它就是早期的天命论思想。

《易经》如此关心生命现象，以致从人类的生命活动出发，观察自然界的一切现象，从中找出生命的意义和来源，并且认为，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具有生命的目的和意义，和人的生命活动有着内在的关系。这类卦、爻辞所表现的思想，是不是天命有德、赏善罚恶那样的宗教思想呢？确实在某些儒家经典中出现过这样的说法，但在这样的说法中，有明确的主体，即施祸施福的主宰者，这就是大帝或神。就人而言，以继承天的道德目的为职责、为使命，故说继之者善也。恒卦则从两方面说明了这一主体特征。许多卦讲到人的吉凶祸福同某种现象有联系，但并不是机械决定论那样的必然性，而是一些特殊而复杂的关系。

从形而上的观点看，人的存在体现了天地生生之德、生生之谓易[12]，天地之大德曰生[13]，人体现了自然界的目的、德是天之所以为天者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要比线性因果思维复杂得多，当然也缺乏因果思维那样的逻辑明晰性。[1]《严复集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546页。

在他看来，中国的儒家文化有以格物为标志的智慧之学，有以礼教为核心的意志之学，有以诗教为中心的艺术之学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 原载《泉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01年第3期，第1‒15页。对儒家哲学，他尤其关注陆、王心学，如果说，现代中国哲学有新理学与新心学之分，而冯友兰提出并建立了新理学，那么，贺麟应当是新心学的真正提出者。揭示出这种独特性，用现代语言讲出来，就是中国哲学。

七、中国哲学的新阐释 20世纪的最后20年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，哲学的研究及其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，出现了活跃气象，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，中西之争又被重新提出。[3]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一卷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28页。

康有为的《孔子改制考》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，是为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，与传统经学有重要区别。但是，从《新理学》的概念分析如何过渡到《新原人》的境界论，以及如何说明境界的特点，其间仍有值得商议的问题，因为境界并不单纯是认识的问题。他们根据其对西方哲学的了解，或从批评与比较的角度，或从引入的角度，或从相互理解相互解释的角度，提出他们的学说，由此便有所谓西化与本位之说、激进与保守之说。他还提出两种存有论（即有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）的学说，试图解决转识成智的问题。

熊十力晚年又著《体用论》《乾坤衍》，强调体用不二、心物同体和翕辟之变，自称是新易学。他根据《公羊春秋》提出新的三世说，表达了历史进化的观点。其最大特点就是在世界经济与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进行争论。牟宗三也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讲形而上学，提出分析命题的问题，但基本上是思辩理性的讲法。

因此，人既是人又是神，可以达到形而上的最高点。牟宗三之后的新儒家们，已经开始发生分化，他们以更加开放的心胸对待中西哲学与文化的问题，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探索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途径，目前最重要的是，如何从儒学中吸取有价值的精神资源，而不是建立儒学体系，在开放与多元的时代，儒学已不可能占主导地位了。

他著有《论道》，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，提出式、能等新概念，解释一切可能与现实的关系，与传统哲学迥然不同。应当说，他看到了中、西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，即情感与理智的区别，但他也没有就此展开进一步研究。

只有立足于这一点，才能讨论吸收西方哲学，重建中国哲学的问题。徐复观则通过对先秦哲学与两汉思想的研究，发掘现代人所需要的理念。只有首先真正了解中国哲学的个性与特殊性，才能了解共性与普遍性，才能有相互对话、相互理解与相互吸收、融合的可能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又必须了解西方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走向。但情况不尽相同，有的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讲中国哲学，有的运用被重新改造过的中学方法讲中国哲学，有的则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讲中国哲学，其共同点是，在中西冲突中寻求、探索中国哲学的出路。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，也是中国哲学发生转变的新时期，一百年来，中国哲学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发展的，中西、古今之争成为这个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课题。与冯友兰不同的是，金岳霖在理智上更多地表现出西方哲学的特点，因此，他认为哲学是概念（语言）游戏，他在《论道》中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是西方的。

熊十力著《新唯识论》，提倡新的唯识即唯心之学，虽用传统的体用、能所等范畴讲主客、心物关系，但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心性之学，而是强调在更大范围内能够转变现实的主体能动性和变革思想，而且具有生命的感性力量。特别是五四运动，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姿态，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，将中西之争推向高峰，也为重新思考哲学问题打开了思想大门，以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、吴虞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，提出科学、民主与自由、人权的口号，激烈批判旧纲常旧名教，认为中西文化如同水火之不能相容，只有打倒孔子偶像，才能建立新文化。

为此，他对西方的科学方法持一种批评的态度，认为科学与哲学是有区别的，不能用科学方法讲哲学。他们针对西方某些人的中国文化观，指出中国文化虽有病但未死亡，而且有强大生命力，中国的心性之学，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，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之所在。

但在方法上，他运用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，从经验开始，而经验内容就是所与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20世纪中国哲学 。

[4]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一卷，第479页。在世纪交替之际，我们进行一次简略的回顾。革命实践家孙中山首先吸收西方的政治学说，提倡共和，并付诸实践，他提出的知难行易说，一反传统哲学中的知易行难说，并不是讨论纯粹的哲学问题，而是为革命实践提供舆论支持。50年代以后，熊十力的弟子们在海外发挥熊氏学说，推动了当代新儒学的发展。

于是，他们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，但是，所谓人生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，既有科学的问题，又有价值的问题。这当然不意味着全盘承受，而是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与转化。

因此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运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，重新分析中国哲学，使那些似是而非、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，他认为，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中国哲学的开展，就是使儒家思想向艺术化、宗教化、哲学化的方向开展，并且重视为新科学奠定精神基础。

当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演讲[2]并发表后，科学家丁文江立即发表《玄学与科学》的批判文章，这场论战就从这里开始了。研究方法也有新的开展，除了西方传统哲学之外，还吸收了现代的新方法。

在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，新哲学的产生首先是新方法的产生，新的哲学就意味着新的方法，因此都很重视方法问题。其新就在于突出了生命活动的过程及其感性力量，它不是使中国哲学改变其基本精神，也不是改变其基本形态（生命哲学），而是具有新的时代特征。贺麟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有精深研究。五四的历史功绩毫无疑问是应当肯定的，科学、民主无疑是中国最缺乏而又迫切需要的，但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不能不说犯了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错误。

当时所理解的科学主要是以因果论为中心的近代科学，而价值论则主要指自由意志学说（张君劢）和情感学说（梁启超等人）。他的根本任务是重建新的形而上学即好底形而上学，逻辑分析只是手段，并不是目的，只是工具，并不是哲学本身，但是，为了建立一个不同于旧哲学的新的形而上学，又不能不用逻辑分析的方法。

冯友兰受过西方哲学的系统训练，他在建立新理学体系（以贞元六书为代表）的时候，吸收了新实在论的观点，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，由分析经验开始而达到绝对空灵的形而上学的结论，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。西方哲学概念明确、逻辑清晰、论证严密、注重方法，有知识学传统，但又过于知性化。

为此，他主张将新黑格尔主义与中国的陆、王心学相结合，建立新陆王哲学即新心学。其实，就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，并不都是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，平心而论，他们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历史的分析，比如陈独秀就公开声明他不反对孔子本人，李大钊也主张东西文明调和，胡适后来也不主张全盘西化，而是改为充分世界化。